以多元正义与情境理性、有限理性理论为基础，基于我国警察执法责任认定中面临的疑难问题，辅助域外案件，归纳警察执法裁量情境审查要素及方法：客观理性审查是基于事中视角，且禁止笼统地回溯。

根据行政协助周期的长短为标准，一般可以将行政协助分为临时性协助、阶段性协助和长期性协助三种类型。30政府应当主动适应数字政府时代要求，对施政理念、方式、流程、手段、工具等进行全局性、系统性、根本性重塑，通过数据共享促进业务协同，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因此，如果二者边界不理清，容易出现行政主管机关将行政管理任务推向执法终端的‘以罚代管现象，或者因职责不清出现多头执法、推诿扯皮、选择性执法等不良现象。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涉及到将多个领域的行政处罚权以及相关部分行政执法权，从整体行政权中进行剥离分开，把这些剥离出来的行政处罚权和部分执法权集中交给综合行政执法机关来行使，这样一来行政主管机关仍是行政管理的法律主体，而综合执法机关也具有行政监督检查的权限。这就需要通过行政协助机制，来弥合综合行政执法中因碎片化而造成的执法困境，促进整体性治理水平的提升。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主要集中于城市管理领域不同，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点范围则进一步拓宽到城市管理、文化市场、资源环境、农业管理、交通运输以及其他适合综合行政执法的领域，并对综合执法机构进行合并。1.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执法事项 深化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解决政府干预过多过滥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2.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综合行政执法并不是万能的，不可能单纯地依赖一纸文件就能简单地应对现代社会的执法难题。Connor案前，警察是否过度使用武力的分析标准是违背良心标准，即主观理性标准。

不应因为警察先期违反第四修正案程序条款，如未经许可进入住宅、未告知身份进入棚屋，而直接认定之后面对法定可以使用枪支的情形时使用枪支的行为违法。[16]情境理性，强调理性因场景而异，人的交往是识别理性的基础，理性不能脱离情境而单独存在。该案确立了警察用枪主观目的合法性审查的技术，展示出司法对技术官僚的尊重，揭示了由客观事实结合警务规律推定主观目的（警察用枪主观目的——阻止逃逸或阻止侵害）的审查方法。赔偿请求人认为，如果只是害怕嫌疑人逃离而开枪将其击毙，显然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另一方面，须有限审查事中的主观因素，关注明显的不称职以及明显的故意、合理的预见范围、专业知识的遵从、可容忍的误差、主观合法性的客观推定等。（三）客观理性的分析路径 穆雷尼克斯诉卢纳案[40]中，警察对嫌疑人雷加实施逮捕时，雷加发动机动车加速驶离。

[26]情境审查应当围绕动态、连续、组织性的资源判断过程展开，回应有限理性的基本规律。[16] J. Habermas.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2,pp.139. [17] J. Habermas.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2,pp.49. [18] Michael Walzer.Spheres of Justice: A Defens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 New York:Basic Books,1983,pp.320. [19] Olmstead v. United States 277 U.S. 438 (1928). [20] Katz v. United States 389 U.S. 347 (1967). [21] Florida v. Riley488 U.S. 445 (1989). [22] Kyllo v. United States 533 U.S. 27 (2001). [23] Matthew Slaughter. First Amendment Right To Record Police. J. MARSHALL L. REV. vol.49,1,2015,p.101. [24] Michael Walzer. Spheres of Justice: A Defens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 New York:Basic Books,1983,pp.17-20. [25] 张义祯：《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8期。[35] （三）警察执法情境的特征 其一，具有偶发性、复杂性、紧急性，以接处警为例，处警资源有限，执法系解决即时性情势下最关键、最迫切的问题，且街头官僚表现为独立或班组式的分散执法，而非事后的集体决断，警察无法如自动售货机式地执法，采取完全一致的审查标准略显苛刻。上诉法院认为，案件处理是基于某种信息而相信相对人具有某种嫌疑而采取措施，没有明显不称职或明知违反法律的排除豁免的情形，应当被免责。

此外，有学者调查了80名警察在113起使用枪支案件中的情况，多数报告在使用枪支时有两种以上不同的感官扭曲，包括听觉、行动等。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官员合理但错误地认定可能的原因存在，并以他们认为合法的方式行事时，不承担个人责任，是否被问责应当依据行为的客观理性，即根据法律规定及掌握的信息，理性的官员是否可以相信搜查是合法的，与警察对搜查的主观看法无关。当社会商品按照不同的分配标准分配时，就会实现复合平等，即正义。其次，执法者是否知晓行为当时已经明确确立的权利。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官员不是在解释和适用法律，而是在评估事实和行使裁量权，有限豁免权涉及事实的评估、裁量权的实施以及法律的解释与适用，且官员的责任及其豁免应当根据职责范围、裁量权范围和行为当时的情境[62]而有所不同。同时，哈贝马斯也反对过分强调情境性而导致的相对主义、语境主义，语境主义将所有的合理性标准类比为习惯或是仅仅在这个场景中有效的惯例[17]。

其二，警务活动具有明显的互动性，甚至是对抗性，较少是完全由警察或相对人一方蓄意计划下发生冲突的情境。警察的动机、意图或倾向与行为合法性不再相关。

FS Sendler, S.167(175). [31] Tennessee v. Garner 471 U. S. 1 (1985). [32] Graham v. Connor 490 U. S. 386 (1989). [33] White v. Pauly 580 U.S. _(2017) [34] Anderson v. Creighton 483 U. S. 635 (1987). [35] 参见姚建宗、孟融：《当代中国法律移植的反思和实用主义法律移植观的兴起》，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1.曼兹案的基本案情 洛杉矶治安部门的警察计划对罗尼·戴尔（已发布重罪逮捕令、持有武器、曾逃脱抓捕）实施抓捕行动。曼兹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触发原则指引法庭去审查执法人员在整个事件中是否在其他方面违反了第四修正案，这个独立于枪支使用过程的违反修正案的行为可能导致执法人员的行为的非理性认定，其缺陷在于，该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与最终使用武力相关联，却是单独违法行为，不能在符合法定可以使用枪支的情形的情况下支撑对使用枪支行为的问责。按抓捕计划，部分警察从前门进入房屋，另两名警察从后门进入搜查后部。曾军试图向警察黄某文挥拳，舒某秋亦持铁棍再次向该警察袭击。White v. Pauly[33]案、Anderson v. Creighton[34]案等强调结合具体情境进行合法性审查。

[14] 黄文艺：《新时代政法改革论纲》，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上诉法院则部分支持了第一、三项诉求，认为第二项诉求涉及的责任可以豁免。

从规范主义视角可以推进精准化警察执法的法律监督与问责。（二）禁止笼统地回溯性审查 独立性审查与禁止回溯性审查两项标准在近五年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几项重要判决中频频被提及。

一种假设是，首先到场的警察没有警告，White看到其他警察的缺陷行为，应当认识到在使用致命武力前的法定程序。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上述判决：其一，法院的判决不应被解释为使用致命武力终止嫌疑人高速逃逸是违法的。

（三）情境理性主观审查的内容 1.明显的不称职与明知的故意 警察的鲁莽或故意行为制造了危险的情况，进而导致使用武力，如何界定警察的责任？诸多判例反复印证了 无明显的不称职与明知的故意标准，即所谓的故意违法或重大过失标准。调度员将这些威胁信息及雷加可能醉酒的信息通知了参与追捕的警察。赔偿请求人认为，曾军身中两枪死亡，致使其急性失血死亡，可见民警对曾军开两枪显然违法并存在严重过失。[29] 江必新：《严格依法办事：经由形式正义的实质法治观》，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6期。

Kingsley v. Hendrickson案[50]中，警察强行将Kingsley从监狱房间带走，Kingsley主张警察违反第四修正案的程序规定过度使用武力，但被要求证明警察鲁莽地无视他的权利行事。允许官员在善意的情况下可以在评估事实的环节存在误差。

[3]即警察使用枪支行为的责任审查应考虑当时的综合环境。王某甲、许某玩忽职守案，肃宁县人民法院（2015）肃刑初字第99号刑事判决书等。

前述曼兹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没有因为先期违反第四修正案程序规定的行为而认定警察使用枪支的行为违法。警务行为过程与结果瞬息万变 [5]，事实认定、客观条件、主观目的审查等存在诸多疑难。

具体情境、客观理性等关键词反复现于判决文书。法律监督与问责应当正视警察在特定情境中的有限理性，在合理的善意限度内容忍误判，厘清过错、瑕疵与意外，消解凡错即惩的误区，精准化建构责任监督机制。进入专题： 警察执法裁量 情境审查 。其他警察在三个地点设置了阻车器，计划截停雷加。

合法性审查需要分析行政体制的结构、行政活动的程序、利益的均衡代表、利益竞争和沟通的平台、行政结果选择的理性论证等[28]，这为情境审查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希恩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对因果关系的正确分析要求考量行为人在行为当时的预见能力以及所引发的风险情况，上诉法院没有确定能够预见的风险与违法行为的关系，也没有解释开枪造成希恩的伤害与警察未经许可的进入之间的因果关系。

人的意志或意思只有外化为行动并对身外之世界产生影响，它才能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48]，羁束行政行为符合形式合法性时，执法人员的主观意图不影响合法性审查结果。Florida v. Riley案[21]中，当警察利用侦查飞行器飞越嫌疑人的院子时，法院认定没有违反第四修正案。

综合考量警察执法的客观条件、主观认识能力及目的，进行事实认定与相关因素识别，完善专门技术性判断的评价制度，建构精细的合法性审查标准。情境审查立足警察执法客观条件与主观方面的独特性，为法律原则、规则的功能性解释提供基础。